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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81年冬季的一天,当时还在念大学的刘伯山,在屯溪(今黄山市政府所在地)郊区的一座徽派老屋的墙缝里无意间发现1个旧纸包,取出一看,是用绵纸包着的,纸已发黄变黑,里边包的是一些清代的地契,地契上还盖着红印。当时他并不知道,这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徽州文书,便想把它扔掉。但又一想,既然是古代的东西,还是留着吧。这一留,便让刘伯山与徽州文书的挖掘及研究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 刘伯山在安徽大学读书时,学的是哲学,他似乎与徽学研究无缘。大学毕业以后,他当过县里、乡里的干部。他以为自己是学哲学的,感兴趣的也自然是哲学,从没向徽学的方面去想。但他总觉得,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,在将他往徽学的方向拉,这就是徽文化的魅力——老屋、祠堂、牌坊;古桥、古亭、古村落……  初识徽州文书  1988年,黄山市在原徽州地区的行政区划基础上成立,刘伯山被调到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任秘书长,并兼任《徽州社会科学》杂志主编,这让他与徽学研究的关系密切起来。就在这年,他搜集到第一本徽州谱牒。  为了搜集和整理徽州文书,他经常行走于乡间小道,进村串户,历经种种艰辛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随着黄山市对外开放和旅游业的发展,徽州文书流失严重,刘伯山心里着急,便决定倾个人之所能,对徽州文书进行抢救性挖掘。他广交朋友(尤其是乡间小贩),花尽积蓄,甚至举债收集徽州文书。有时为查证一个线索,一天来回奔走六七十里山路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刘伯山不仅抢救挖掘的文书多,还有许多传奇的故事发生。  1996年7月,刘伯山来到黟县西递。他进村转一圈,并没发现什么文书,于是便到一家曾为他搜集过文书的农户家里,进门直接就问:“有破烂纸没有?”正好主人夫妇都在,女主人先说没有,男主人却说:“你要就等一下。我晓得一个地方有,不过有几十里路,我骑摩托车快去快回。”1个小时之后,果然有1包文书被拿了来,粗略统计有百十来份,还有几本簿册。问是那里弄来的,说是从东边一个叫燕川的小村子弄来,是一个亲戚在别人家的老屋里发现的。后来,这批文书经整理,被定名为《黟县八都燕川吴氏文书》。这年是刘伯山重点挖掘徽州文书的开始。  挖掘的重点在黟县  在1996年以前发现的徽州文书,主要是祁门文书,黟县文书则很少。所以,刘伯山决定把自己的挖掘重点放在黟县。这就有两种可能,一是黟县有文书,只是以往发现得少,现在刘伯山来挖掘,可能会有好的效果;二是黟县真的文书很少,刘伯山便可通过自己的实践,告诉学界一个真实的情况,以免其他学者再来“碰壁”。《黟县二都四图胡氏文书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获得的。1996年5月的一天,刘伯山来到黟县西递,在一个设摊的农户家里发现了这批文书。当时,文书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,并被扔在地上,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。刘伯山一进门就发现了这袋文书。他先是装着看古董,然后在有意无意之间,踢了塑料袋一下,问:“这破烂纸怎么卖?”女主人说:“这是古代的东西,要就卖给你。”刘伯山翻翻看看,大约有六七十份,最早是康熙年间的,并且都是赤契,于是抑制住激动,再问哪里来的。女主人先说是自己家的,后又说是代别人卖的,最后才说是他丈夫买古董时收购来的。经过讨价还价,刘伯山买下了这批文书。经过整理,发现其中最早一份出自康熙二十九年,最晚一份出自民国三十二年,时间跨度为253年。  最初,刘伯山挖掘文书是靠自己走乡串户,漫无边际地寻找,收效甚微。后来他改为广交朋友,靠朋友帮忙,在各处布点,孙殿华便是其中的一个。孙殿华收购文书有个特点,即直接到农户家里去收,不通过其他小贩转手。这样,文书来源可靠,归户性好。2000年4月底,孙殿华打电话来说,前几天收到一些契纸,要刘伯山去拿。刘伯山取回那些文书后发现有两包,其中一包大的,近200份,为江氏文书。后来,这批文书被定名为《黟县二都查村江氏文书》。  最传奇的一次经历  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次,是刘伯山用两年多的时间,前后分3次,从两个人的手里,寻获《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》。1998年6月下旬,为集中精力写一篇论文,同时也想趁机寻获一点徽州文书,刘伯山来到宏村。宏村有个叫“老松”的人,喜欢搜集古董,如木版、瓷器一类,后来在刘伯山的劝说下,开始搜集文书契纸。  一天上午,老松约刘伯山到他家去,并拿出两包文书来,请刘伯山看。其中一包有地契30余份,并全是赤契或验契,品相不错。另一包则什么都有,文契、票据、簿册,杂七杂八,共200来份,其中有一份是出自天启年间的赤契。刘伯山问文书的来历,老松说,那包赤契是他平日留下来的。言下之意,这同一批文书中,已有一部分被卖给其他人,另一包则是前不久在黟县县城附近的一位老太太手里买的。当时是装在一只木箱子里,他把木箱子也一起买来了。刘伯山问:“那木箱子呢?”老松说,前几天被一位歙县的文物贩子买去了。里边还有一些文契,也一起卖给那贩子。  刘伯山一听,头都快要炸了!文书收藏讲究完整归户,怎能像卖青菜那样,这家分一点,那家分一点呢?但事情已经过去,只好如此。  两年后的一天晚上,老松突然打来电话,约刘伯山马上到一个路口见面,说刚从歙县岩寺一个朋友那里弄到一点契纸。刘伯山便马上去取,并连夜翻看。他发现,刚到手的这八九十份文契中,除近三十份是黟县一都汪氏和黟县十都卢氏文书外,其余竟是原已流失的榆村邱氏文书,并与两年前他在老松家买的那批榆村邱氏文书同出一户,而且,一份光绪十六年邱应书的遗嘱,其封套还在,这实在太巧了。刘伯山大为惊喜,连说“文书与我有缘”。 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。2000年9月,在黟县县城的一个旧货市场上,刘伯山又巧遇宏村的另一位汪姓小贩。该小贩手里正好拎着一袋东西,打开一看,是文书。刘伯山买回来进行整理,发现这批文书中,除六十余份是休宁县的文书外,其余13份竟是黟县榆村邱氏文书。至此,《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》的搜寻才告一段落。  到2000年时,刘伯山抢救挖掘的徽州文书已具规模。就在这年,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——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,刘伯山被调到该中心工作。2001年,刘伯山将自己珍藏的1.1万余份(部)徽州文书,悉数捐献给安徽大学,学校在徽学研究中心设立了特藏室——“伯山书屋”。相关链接:  刘伯山主编的《徽州文书》  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先生主编的《徽州文书》辑十卷(影印本)已于200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其第二辑目前也在安排出版之中。这批文书是在坚持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,因此,归户性好是其显著的特点。例如,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1383份(部),最早者出自明宣德四年(1429年),最晚者出自民国二十年(1931年),先后相距502年。这是由该县彭龙乡环砂村一对老夫妇送到县博物馆,并被该馆收藏。文书虽未被装订成册,却一包包捆好,放在一个特制的木箱里。其中还有一份清嘉庆二年《永禁碑》的官府批文原件(后因老人要求退还)。而该碑实物,则仍留存于环砂村内至今。经整理,这批文书被统一定名为《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》。  已出版的《徽州文书》第一辑,前五卷收录“伯山书屋”所藏十部黟县归户文书,从而弥补以往黟县文书发现极少的不足,后五卷收录祁门县博物馆所藏五部祁门归户文书,总共5000余份。  出自山村的瑰宝——徽州文书  文书最早者出自明宣德四年(1429年),最晚者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(以1954年计),相距525年。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因生产、生活、交往等各方面需要而留下的真实文字记录,内容包括各类契约、遗嘱、诉讼案卷、票据、官文、告示、会书、信函、账册、收租簿、礼单等等。每部文书之前,都配有一幅地名图和一篇生动的文书寻获记。  徽州文书的发现,因其数量多、跨越年代久远,以及延续性好、保存基本完好等缘故,被史学界认为是继甲骨、汉锦木简、敦煌文书及故宫明清档案之后,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。到目前为止,已被发现的徽州文书,内容极其丰富,而且种类繁多。  根据刘伯山先生的统计,已被公开发现的徽州文书,约达35万份,并估计还有约10万至15万份未被公开。这样,关于被遗留下的徽州文书总数大约在45万至50万份。  《中国教育报》2006年8月18日第8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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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,各级团组织围绕学习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这条主线和“永远跟党走”这个主题,以党团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,广泛开展了理论学习。据不完全统计,教育活动期间,全国各县(市、区)级以上团委举办骨干培训班5380余期,召开专题动员会、报告会25700多场,举办党团知识讲座、研讨57000余次,省、市、县三级团的领导干部讲团课3.2万场次,培训团员5210万人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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